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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脱靶检测需要依赖所谓的“单细胞测序”，通俗来说，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都只有一个细胞。这样的对比当然就能很容易发现差别，但是很显然，一个细胞那一丁点DNA是根本不够拿来检测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用到“体外扩增”技术，把那一丁点DNA样本复制成千上万份，直到数量满足检测所需为止。

网易七鱼产品总监段毓铮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不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智能交互都是伪智能”，“包括多轮对话，我看了很多他们放出来的多轮对话，还是不自然的，而且内容比实际生活简单多了”，段毓铮说。沃衍资本创始合伙人成勇认为，直接把国外家庭对音箱的需求移植过来并不科学，国内普通家庭少有使用音箱的习惯，发烧友又觉得智能音箱音质一般。“资本更看重市场的培育，用户更看重背后的生态，并不是买个音箱这么简单”，成勇告诉新京报记者。

监管对于房企资金管控，从拿地端逐步深入至开发端，甚至影响至销售端。外部融资和内部现金流全面收紧，宽松的融资一去不复返了。房企对于这轮融资管控的预期逐步下探。“这得看房地产政策调控周期有多长，我们预计到明年一季度都不会有好转。”上述房企融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联想创投集团总裁贺志强从产业周期角度分析称，自2000年至2010年是PC互联网大周期，自2007年苹果手机兴起至2018年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与成熟则是另一个周期。在其看来，如今的“周期性”问题除了经济大环境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转换”——在从移动互联网向未来智能互联网转换过程中，变数产生，以及由于移动互联网过于狂飙突进的节奏所带来的落差。“智能互联网在影响各行各业过程中所带来的产业变革机会，并不像移动互联网那样快、那么嗨。因此投资人心态也需要一个大的调整。”此外，中国创业公司的未来，必然进入从业务模式创新到核心科技驱动、硬科技驱动创新的阶段，这其中的投资逻辑与过去十年移动互联网的逻辑是不同的。

“对防控金融风险不能过度微观干预，应从宏观方面考虑。”刘尚希认为，宏观金融风险具有公共性，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分析监测的能力，在厘清属于宏观风险的情况下再出手，在分辨不清的情况下频繁出手可能反而会带来负面作用。另外，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非标、表外等业务理论需要深化研究，不能简单地把表外、非标、影子银行通通视为风险本身，当作“坏孩子”。

从政策面来看，近期国企改革利好政策较为密集：7月26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强调要抓好对国企改革全局指导，引导企业做好发展长期规划，界定主业，提高核心竞争力；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首次明确了对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的政府直接授权模式，在原有的国资三层监管体制之外增加国资两层监管体制，并首次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定位、职责和运营模式。